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
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
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
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
这是一个聪明理智的时代，
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时代。
剧本的第一场就为我们言明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欲望过剩而需要满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追逐着内心所渴求的东西，有些人，自以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但成功着。在这个社会，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异乎寻常，人们都留恋着霓虹、美酒、女人的肚脐带来的光怪陆离的快感，又有谁会去聆听皎洁月光下那曾经的甜言蜜语，抑或那个暴风雨夜晚一段凄清却美丽的爱情故事？我想《恋爱的犀牛》就是要向观者言传这样一种爱情，爱情需要坚贞，爱情需要共同的精神归宿，爱情里需要那么那么多的东西，没有人能说明白它，它就宛如一面镜子，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那一面，属于自己的那片爱情天地。下面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先锋派话剧所坚持之东西，这或多或少都在剧本中体现着，体现着他们始终坚持和言传的东西。
先锋话剧追求一种放逐的态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使自己处于一种较为主动的艺术位置。先锋话剧不必小心翼翼地去逼近主流意识形态，而可以实现在文化“后卫”座位上的自由抒情，确立自我主体与世俗生活的对应关系，也沟通了与观众的前所未有的感应通道，表明了九十年代先锋话剧的一种新的文化心态与行为。在前卫话剧轻松愉快的自由嬉戏中，甚至如孟京辉的《思凡》碎片式的拼凑，剧中和尚和尼姑爱意缠绵时，前面打出一横幅“此处删去365字”，这种黑色幽默式的能指游戏，使人们意识到主流文化并不是前卫话剧的必要之物，也并不是只有主流文化才能提供唯一的真理，世俗生活的自由情趣远比主流政治社会思潮来得亲切可爱，而且扎实牢靠。在这种放逐中，信仰本身表现得是如此的飘忽不定与幼稚软弱，所谓深刻的价值还不如自身正在经历的庸碌生活更有意义。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确实是极具有挑战性的。先锋话剧是社会叛逆的产儿，他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叛逆色彩，具有深刻的社会反讽价值。剧本《恋爱的犀牛》就是他们这种社会反讽的鲜明体现。
戏剧家布莱希特在倡导观众观看戏剧时应始终保持一种“心理距离”，即其著名的“间离”法，他要求演员、角色、观众的相互关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主张并在创作实践中运用种种“间离”手法，有意识地打破存在于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所谓“第四堵墙”，造成观众对角色和整个作品的“间离”和“旁观”态度，不允许观众再由于单纯的同情而毫无批判地沉陷在舞台角色的体验之中。看到网上诸多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肯定男主人公马路对爱情的坚持和不懈追求，而很多都否定了女主人公明明的爱情观，对于类似于此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并在此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我想该话剧旨在表现物质主义时代一个不合时流的异类的可悲境遇，它展现的就不是一种当下所罕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落寞英雄或美丽人性遭到毁灭的悲剧。我想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仅体现在马路身上，也散发在明明身上。他们都是这种精神和追求的化身，同时也都是这种精神的牺牲品，这才是这出话剧之所指。在这里，我赞成我们只有在观看话剧时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在品评话剧的时候，更多的是审美同情而不是道德同情，我们不仅为马路的“忘掉她，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掉她，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别人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屈辱，忘掉爱情，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你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像落叶忘掉风，像图拉忘掉母犀牛。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惟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而感动不已，也会为明明的这种“我偏不。我偏不听你的话，我偏要理他。只要他还能让我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贴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爱他。你傻看我干吗？不值一提了吧？烟消云散了吧？你以为爱是什么？花前月下，甜甜蜜蜜，海誓山盟？没有勇气的，找个女人和你作伴吧，但是，不要说”爱”。嘘……”坚持所深深震撼！他们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共同谱就了这首欲望与绝望交织的恋曲。
他们都渴望得到爱情，那种对于爱情的坚贞不渝的狂热不正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刻的反讽吗？但可憾的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他们所追求，所坚持的并不属于同一类的爱情，因此，才酝酿了这出充溢着哀伤和痛苦的凄婉美丽的《恋爱的犀牛》。这里的“犀牛”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犀牛，那是一种象征，一种思想的客观对应物，它象征着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坚贞，象征着人们对于社会病态的叛逆和批判。这是一头多么忧郁的犀牛啊！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竟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头犀牛，恋爱着的犀牛。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1775168